内容摘要：推动动力变革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呈现“要素动力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拉动、需求动力主要依靠消费投资推动、产业动力主要依靠二产三产带动、制度动力主要依靠改革开放驱动”等特点。但在动力变革进程中，依然面临着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需求动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产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等突出问题，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亟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切实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变革。
一、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持续投入以及要素效率的不断提升，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1978—201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高达9.4%，2010年起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并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9年经济总量逼近10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从经济发展动力来看，总体呈现“要素动力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拉动，需求动力主要依靠消费投资推动，产业动力主要依靠二产三产带动，制度动力主要依靠改革开放驱动”等特点。
（一）从要素动力来看，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拉动经济增长
2010—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其中资本积累贡献率为71.4%，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1.6%，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7.1%，即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5个、0.1个和2.1个百分点，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动力主要源于资本快速积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亦至关重要，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且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分年度来看，GDP增速在2011年进入个位数增长，2016年进入7%以下区间，经济增长出现较为明显的要素动力转换。从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要素动力正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80.6%一路降至2018年的65.6%，2019年小幅回升至67.0%；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4年的2.6%一路降至2018年的-0.6%，2019年降幅收窄至-0.5%；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16.9%一路升至2018年的35.0%，2019年小幅降至33.5%。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四五”及中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动力。
（二）从需求动力来看，呈现出消费和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
2010—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7%，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43.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1.9%，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架马车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个、3.3个和-0.2个百分点，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主要源于消费和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分年度来看，GDP增速换挡明显，同时亦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需求动力转换特征。需求动力正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现稳中趋降态势，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十四五”及中长期培育和壮大国内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将成为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永恒需求动力。
（三）从产业动力来看，二产和三产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力
2010—2019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第二产业贡献率为44.7%，第三产业贡献率为51.1%，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大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3个、3.4个和3.9个百分点，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动力主要源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4%左右。分年度来看，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动力转换较为明显，产业动力正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39.0%一路升至2018年的61.5%，累计提高22.5个百分点，2019年小幅回落至59.4%；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57.4%一路降至2018年的34.4%，累计降低23.0个百分点，2019年回升至36.8%；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小，表明第三产业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新引擎。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十四五”及中长期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将成为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产业动力。
（四）从制度动力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双轮驱动
2010年以来，我国继续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制度动力。“十三五”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各地区各部门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主线，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全力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著，“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微观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市场供求关系显著改善，经济运行质量效益不断好转。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对外经贸逆势增长。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不断优化。2019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1.6万亿元，连续两年超过30万亿元；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货物进出口总额比重从2012年的52.0%提升至2019年的59.0%，服务贸易成为新的增长点，2019年服务出口总额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高达36.1%。
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面临的突出问题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需要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当前，我国科技投入强度偏低、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等问题突出，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一）要素驱动模式转换受科技投入强度偏低等因素制约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亟须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然而要素驱动模式转换依然面临科技投入强度偏低、科技创新人才短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因素制约。一是科技投入强度与美、日相比尚显不足。虽然近年来我国创新发展不断加强，研发投入持续扩大，2019年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2万亿元，达到22143.6亿元，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但R&D经费投入强度依然偏低，仅为2.23%，距离“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2020年末2.5%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也与美国（2.83%）、日本（3.26%）等科技强国差距较大。二是高端创新型人才不足。虽然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稳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科研行业与金融业等在盈利能力及收入水平上差距较大，更多高端人才选择到金融、互联网、创投行业就业。同时，受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等因素影响，重点领域的领军人才、一流工程师、优秀技术工人等高端创新型人才短缺严重。三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受高校和科研院所过分注重理论研究和学术论文发表、对科技成果的经济社会效益不够重视、所产生的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等因素影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距离先进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相差较远，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依然是制约科技创新良性循环的主要瓶颈。
（二）需求结构改善受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等因素制约
从三大需求动力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依然较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内需有较大提升空间，亟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全面激活消费潜力，然而，需求结构改善面临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足、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大等因素制约。一是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强和消费意愿不足。2016—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6.47%，低于GDP年均增速约0.15个百分点。同时，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基尼系数长期在0.4以上，超过国际警戒线，且近年来逐年提升，从2015年的0.462提升至2018年的0.468。在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力度不够等因素影响下，居民消费缺乏经济基础和信心，不能消费和不敢消费现象较为突出。二是民间投资面临不想投、不敢投、不愿投、无处投等问题，活力不足现象较为严重。尽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显著，但政府投资依然占主导地位，民间投资增长动力较弱。受市场准入门槛高、融资难融资贵、抗风险能力较低、要素成本高等因素影响，民间投资相对不足，2019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7%，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0.7个百分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2.3个百分点，差距进一步扩大。三是受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我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三）产业转型升级受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等因素制约
产业转型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动力转换面临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等因素制约。一是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具有最完整产业体系、最完善产业配套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与美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总体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前端、价值链的中低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对较慢，产业层次水平较低和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制约转型升级。二是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工业化向服务业化转型。虽然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业已超过制造业，但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53.9%，远低于发达经济体60%—70%的水平。尽管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但社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教育科研等现代服务业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4628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2614亿美元，进一步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三是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抑制产业竞争力提升。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企业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投资动力。
（四）制度红利释放受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等因素制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力保障，当前我国新的制度红利与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面临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艰巨复杂等因素制约。一是民营经济面临市场准入门槛高等问题，市场竞争不充分。经过40年的改革，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已经实现了“非禁即入”。但在市场环境方面，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在政策待遇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公平。尽管国家允许民营企业投资经营一些垄断领域，但由于存在各种显性和隐形壁垒，“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十分普遍，民营资本往往难以进入。这种行业垄断或地区垄断使得民营企业不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极大地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破坏创新驱动制度。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缺乏创新文化氛围及培育创新人才、创新精神的制度环境，在民事、商事、刑事、行政、执行等各个领域均存在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社会信用及创新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三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艰巨复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任重道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基本建立了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区域间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不利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
三、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变革的政策建议
动力变革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基础，核心是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此，需要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三大需求协调拉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着手，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变革。
（一）强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经济发展新后劲
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来看，通常会经历要素数量投入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再到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新后劲，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是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的财政保障力度，稳步提高GDP中用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比重，力争2035年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以上，2050年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0%以上；继续完善企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奖补政策，支持科技创新领军企业牵头承担或与科研院所联合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科研项目。二是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坚持高端引领，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创新型尖端人才、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人才、优秀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大力开发和引进一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增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活力；进一步优化科技人才工作环境，解除科研经费使用的各种约束，充分释放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精力；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倾斜支持力度，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观念，敢于让青年人才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青年人才作为国家级科研项目课题负责人的比例不得低于30%，夯实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后劲。三是加快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国家、省市、区县三维一体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整合各级各部门的重点企业研发条件、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研发合作、人才需求、技术需求等信息查询平台，落实专门机构和人员实时更新需求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将企业需求与创新供给进行精准匹配，实现创新要素的自由流通和网络化服务。
（二）促进三大需求协调拉动，释放经济发展新潜力
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亟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是着力推动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顶梁柱作用。突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载体作用，组织实施一批具有全局带动性和目标导向性的重大工程以及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投资。同时，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强政府有关部门与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对接，开展多种形式的银政、银企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等方式融资。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抓好上市融资、再融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稳步扩大社会投资。二是着力培育消费，积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和第一驱动力作用。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实施促消费行动，挖掘需求潜力，优化消费环境，发展信息消费、服务消费、品牌消费等新兴消费，促进消费升级。同时，进一步提高消费品供给质量，以满足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为核心，从供给侧推动消费产品朝着品种多样、品质提升、品牌认可的方向发展，实现与消费者的多样化、个性化、品牌化等新需求精准对接，有效激发人们的潜在需求。三是着力提高特色优势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全产业链优势，在高端数控机床、重点产业生产装备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技术装备攻关项目，带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取得突破，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优势领域产品出口。
（三）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厚植经济发展新动能
产业是强国之基、兴国之本，是决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根本所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十四五”及中长期我国亟须牢牢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厚植新动能。一是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动力。以优化和升级两条主线为核心，推动传统产业向着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服务化、集约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以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制造2025、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总抓手，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产业水平，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二是推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引擎动力。按照技术有前景、产品有市场、产业有基础的原则，推动新兴产业朝着未来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方向迈进。立足产业现有基础和潜在优势，培育壮大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特色农业、生物医药、食品与消费品制造等质量效益好、技术领先、产业支撑带动强、资源消耗低的产业，形成各地现代新兴产业体系的主骨架。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驱动力。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打造服务业创新发展载体，推动现代服务业本着新技术支撑、新产业带动、新业态引领、新模式应用的方向迈进。加快发展与产业密切相关的信息服务、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现代供应链、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业态，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以服务增效益。
（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活经济发展新源头
改革开放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两翼并举”，以深化改革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经济发展新优势。一方面持续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促进非公经济加快发展。统筹推进产权保护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加速企业投资资金回收；大幅提高企业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等支出据实扣除的比例标准；继续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研究亏损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办法，提高委托研发费用用加计扣除的基数。突出政策普惠性、针对性和差别化，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实施全面开放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新动力。积极开展多边经济合作，扩大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朋友圈”。强化多边合作有效制衡单边主义，与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努力维护全球产业链开放稳定安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持续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依托青岛、大连等环渤海重点城市自贸区，推进中日韩在技术创新、外资外贸、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务实合作，为人才、技术、资金流动提供便利，加快建立中日韩经济“小循环”，带动国际经济“大循环”。大力拓宽进口渠道，保障稳定供应，促进高端制造产品进口市场多元化。
（作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肖宏伟）
